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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问“李约瑟之问”

2020-11-11 12:43 作者:蒲实来源:w88优德体育下载 2020年第46期
一个科学史谜题的历史路径

20世纪30年代,“李约瑟之问”的提出,引发了一场“中国古代到底有无科学”的争论,这场争论旷日持久。他问:为什么15世纪之前,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更为有效的中国文明,到了15世纪却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个问题的后半部分,与“为什么近代科学仅仅起源于西方”这个问题,看上去在时间上平行。它吸引了大量讨论和研究的热情,也产生了很多试图从制度、经济、、心理、思维方式和精神层面做出解释的假设和理论。无论这些解释具有何种程度的说服力,在与欧洲的对比自照中,我们都把自身和集体潜意识中的特性看得前所未有的更清楚了一些。

 

 

大概2000年左右,研究西方哲学出身的学者吴国盛在与科学史界的一些同行打交道时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来与他讨论空间、时间、宇宙、自然方面的问题。之前他在写《时间的观念》一书时,曾与李约瑟的问题偶然产生过一次交集。他读到,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科学”和时间观念没有关系。这让他感到有必要回答一个看上去不证自明的问题:什么是科学?或者说,“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准是什么?“李约瑟之问”随之出现新视野:在追根溯源进入西方语境,理解希腊理性传统与现代数理实验框架下科学的内涵、边界和独特性之后,再回过头来,我们是否能将古代中国的“科学”看得更清楚?原来,“科学”这个词在拉丁文里就是“知识”的意思。如果说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在中文语境中表达了“知识有用”的实用主义思想,在对应的拉丁文语境中,则应被理解为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改造世界的物质和政治力量。在古希腊人那里,对这种知识的纯粹追求即是对自由人性的训练和实现,他们把“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希腊人着眼于“知识”来理解“自由”,对我们来讲,这或许有些陌生。近代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延续了希腊人的精神。中国古代的自然知识与西方科学完全不同类型,更多基于《易经》和阴阳五行八卦,对于理想人格亦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仅仅在西欧产生了近代科学?1780年左右,在英国出现了一些“旧”世界跃入“新”世界的最初迹象。在此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欧洲和美国的面貌几乎彻底改观。被称为“现代”的进程究竟是如何发展的?如何从一个“旧”世界产生出一个“新”世界?这个转折点为何出现在欧洲文明中,而不是出现在中国、印度或伊斯兰世界?一些年轻的中国学者回溯到欧洲中世纪历史和基督教中正本清源。清华大学科学史教授张卜天为此以一己之力翻译了50多本西方科学史著作,这是一个充满新知的陌生领域。他做的工作更多是把西欧这段近代历史讲清楚,告诉人们,在西方产生近代科学,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理解这段欧洲历史,其实也是回答“李约瑟之问”的其中一面。他说,“我们容易看到东西方相似的地方,不太看重各自不同的地方。而看到不同,需要更深的、哲学层面的思索和探索。做中国科学史,要更多本着与西方求异存同的精神,而不是求同存异的精神来看”。

认清西方科学之后,我们也更加清晰地认识了自己。正是“李约瑟之问”,把中西方科学史放在了这样一个相互参照和镜鉴的关系之中。正如吴国盛所说,“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不是偶然的错失,而是存在的命运”。然而,在我们不断认知西方和自身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自身的主体性,拓展了知识王国的边界。

李约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我们回顾他所提出的世纪之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约瑟之问”和他为解答这个问题所做出的研究,受到了来自他自身内部那个西方科学范式的质疑和批判,这是它的命运和遭遇。但李约瑟是跨科学史的先驱。正是他的问题唤起了中国人关心中西方差异,从而使一代中西方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投入其中,从科学史角度做了大量中西方的比较,以至于最终人们认识到,中国古代自然知识与西方科学不可公度,西方科学分类体系与编年史框架也无法容纳和盛放作为整体的中国古代自然知识,它们异质且不同构。这是李约瑟提出他的问题半个多世纪后,这个谜题展开的历史路径在21世纪向我们呈现的图景。与其说我们认识到“李约瑟之问”是个伪问题,不如说,它带领我们的认知突破和超越了它自身,最终既认识到中国的独特性,也认识到起源于欧洲的科学亦是独特和稀罕的人类现象,植根于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养。而这一切,都源于李约瑟对中国的爱,源于他希望理解中国,并将这个当时居于边缘的东方文明置于与欧洲文明平等地位的热情。在我看来,正是这个动机推动了这个问题,赋予它自身的结构和命运,从而使求解它成为一趟开拓认知的历史旅程,使我们不断接近随时间而来的真理。

1948年,李约瑟在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写作计划里说要写一本书来解答他的问题。最后,对这个问题的求索和回答不断扩展,成为了一个七大卷的庞大计划。这套大书的英文名字叫《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目前在中国多被翻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也许在未来,我们可以按照英文的原意将其翻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我猜想,这也是李约瑟落笔写这套大书的心愿。诚如张卜天所写:“科学史绝非科学的注脚,有心人自会从这些著作中咂摸出历史的奥妙,读解出思想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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