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敬龙杀人案：分裂的村庄

村民贾敬龙杀死村支书何建华一案，在今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立即执行之后，掀起了舆论上的巨大波澜。多名法学家认为，贾敬龙罪不至死，他在村委会强拆房屋之后求助无门，最后导致“一个违法的私力强制引发了一个恶性的私力报复”。

案发的北高营村作为一个具体而微的村庄，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城市化的缩影。原本善良柔和的贾敬龙，与原本被看作村庄致富能人的何建华，因为拆迁而站到了生死对立面。现实中的弱者贾敬龙，最终选择用一把射钉枪，将“受害者”的标签扔给了何建华。

拆迁与村官命案

如果不是因为贾敬龙在法庭上被判死刑后的自辩词，他作为杀人犯的遭遇，并不会引起舆论的太多注意。在村里人看来，1986年出生的贾敬龙，是个极为普通的年轻人。老实，没脾气，1.67米左右的身高，相貌不出众，能力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他平时不太爱说话，因此被认为性格内向。

拆迁之前的石家庄市北高营村（摄于2006年10月）

在贾敬龙内心翻起惊天波澜的仇恨，村里少有人察觉，虽然他仇恨的对象每个人都认识——村支书兼村主任何建华。2015年的大年初一，贾敬龙用早已准备好的射钉枪，在公共场合一枪夺去何建华的性命，他的仇恨才以一种暴烈的方式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贾敬龙所在的北高营村，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东北部。在当地媒体的描述里，这是一个“被城市遗忘的角落”。从北高营村再往北跨过太平河，就是正定县，所以村子处在城市与县城的夹缝中。北高营村并不大，村里500来户人家，2000来口人。在2009年随着石家庄市的“三年大变样”而进行大规模拆迁之前，北高营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老一辈在家种地、种蔬菜和果树，有人也兼打零工，年轻人一般在附近的厂子打工。

而贾敬龙与何建华的摩擦，全部因为北高营村的整体拆迁而起。在2009年之前，因为高速公路等建设，北高营村的土地已经在逐步减少，但是规模不大的征地，对农民没有决定性的影响。2009年2月，石家庄开始了“三年大变样”的改造，这年通过竞选上岗的北高营村支书何建华，迎来了全村人最重要的历史时刻。

原本偏僻的地理位置意味着缺乏致富机会。北高营老一辈的人说，因为贫穷，这个村子的人总是被周围村子看不上，北高营的孩子们不太好找对象。根据整个石家庄市的规划，该市3年内旧城改造拆除建筑230万平方米，城中村改造拆除334万平方米。城市格局由过去的主城往外扩张，优化为今后的组团发展，城市的定位变为“环渤海第三经济增长基地”。这些陌生的词语和庞大的拆迁数字，对于村民来说，并不好理解。他们只知道，当村委会下达拆迁通知时，他们过去的即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北高营村将由偏僻之所变为“北部新区”的中心地带。而拆迁对于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个体的意味，又不尽相同。

在2015年10月20日的一审法庭的最后陈述中，贾敬龙以一种平日里极为少见的袒露心扉的方式，描述了拆迁后他的绝境。即使是贾敬龙的家人，也是从这次陈述里，才知晓他内心的全部图景。

依据贾敬龙的说法，村支书何建华家族，是“北高营第一大户，仅何氏家族内就有数百人，加之何建华党政一把手苦心经营，排除异己，网罗心腹，大队上上下下尽是何建华‘顺眼’的人。虎父无犬子，其儿子何志辉又扛起党政大旗，仅大队里所有吃皇粮的就大几十人。”贾敬龙讲述了一个村官家族把持权力，这种权力还在村庄里世袭的w88官方网站。

1958年出生的何建华，在竞选村干部之前，是村里少数曾外出闯荡、依靠经商致富的人。他个头高大，说话爽快，做事情有决断。喜欢何建华的人，称赞他有见识有魄力，他和弟弟一家都靠办炼油厂致富就是例证。那些希望何建华当干部的人认为，何建华是因为在个人富裕之后希望带动整个村子的发展，所以才来当村官；不喜欢何建华的人，则认为他为人霸道，说一不二，但因为通吃黑白两道，村民敢怒不敢言。

本来何建华的个性特征，对于村民们来说，只是见仁见智。但是因为拆迁过程涉及每个人巨大的经济利益，何建华被人们看作村庄权力的象征。这种权力对自家来说，到底有利还是不利，使得村庄迅速形成了意见完全不同的两派。

贾敬龙站到了反对北高营村拆迁方案的一队。2009年11月29日，村委会公布了《北高营村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办法》，按照该办法评估，贾敬龙家位于村东头的二层房屋及平房评估总值为19.3999万元。这些钱并不是直接给拆迁户，而是根据还建的楼房情况，拆迁评估的费用多退少补。

按照石家庄市规定，旧村改造时，每户村民家都补偿300平方米的房屋。北高营村的具体实施办法是，每户村民补偿三套房子，其中200平方米属于旧房免费置换，另外100平方米则需要出钱购买。回迁房是一批批建成，每一批房屋的购买价格不尽相同，有的每平方米900元，有的每平方米1400元。每家人房屋评估的价格有差别，要购买的房子也略有差别，所以有的人家要给村里再交钱，有的则是可以得到几万元的拆迁费。总的来说，村民们基本上是以宅基地换来了三套共计300平方米左右的楼房公寓，有些另外还能得到几万元补偿费。

相对于周边村子来说，北高营村的拆迁标准显得十分统一。不管每一户宅基地的大小，或是建造的房屋面积有多少，补偿标准都是一样的。村委会给出的说法是，北高营村的户均房屋面积是200平方米，那么拆迁时就免费给200平方米楼房，另外100平方米出钱购买。

于是“200平方米”成为拆迁时的核心词。建筑面积多于200平方米的家庭，往往觉得自己亏了，尤其是拆迁前几年刚刚盖新房的家庭；对于面积明显少于200平方米，房屋还比较破旧的人家来说，这个方案挺不错。

热爱：杀人犯的内心画像与自我表述

贾敬龙家所在的宅基地，以贾敬龙的父亲贾同庆为户主。1979年贾同庆在宅基地上建了平房，2007年贾同庆拆除老房子，在原址上建起了两层楼房。

据贾敬龙后来多次举报时的材料，他说自家建二层楼房花了20多万元，因此觉得补偿标准太低。他们一家人都不愿意拆迁，但是由于村里给不配合拆迁的家庭停发了福利，贾敬龙80多岁的奶奶领不到养老金，贾同庆夫妻的福利后来也被停止，因此贾同庆被迫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并且随后搬进了一套三居室的楼房。贾敬龙认为拆迁的合同没有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是无效的，他仍然住在村东头的老房子里，并且将这里精心布置成婚房，准备于2013年5月25日结婚。

贾敬龙的婚房，在他结婚前18天被村里雇来的“小痞子”动用推土机拆掉了。来人还打伤了贾敬龙和他家人，强拆了他的婚房。这一段强拆的视频，如今在网络上仍能找到。贾敬龙说，强拆房屋导致他的一步步陷入绝境：未婚妻与他分手，家族的人因为受到压力而孤立他，他失去了工作，不得不去劳务市场找零工。

贾敬龙在一审法庭上讲述了他对于何建华的理解，从言辞来看，他的很多描述更接近于村庄传闻：“那何建华何许人也？住过劳教离过婚，吃喝嫖赌无恶不涉，上任之前突击入党。选村长选书记，花费上百万元。上任没两年把北高营村耕地全部收回，全部荒置；把北高营地面上20多家民营企业赶跑；旧村改造，制定全石家庄地域最低补偿标准，标准倒数第一，绝无并列。还曾说过哪个村拆迁不死人？这哪里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村民提及无不背后喷之，有村民给他写打油诗，民愤极大。”

贾敬龙认为村里所有事情都是何建华说了算，于是他把自家拆迁的遭遇，与村子里听来的何建华贪腐的传闻结合起来，在心里越来越仇恨何建华，慢慢地他有了杀掉何建华的想法。在从未参与村庄权力运作的贾敬龙眼里，何建华就是所有事情的决定者。至于何建华的负面信息，哪些是确有实据，哪些又是道听途说，贾敬龙从未想过分辨。

贾敬龙的这种性格，从他一审和二审的代理律师李玉克那里，能得到一些佐证。在李玉克看来，贾敬龙比较固执，有一种他自己所认定的“侠义精神”。李玉克告诉本刊说，贾敬龙认定何建华蛮霸乡里，村民敢怒不敢言，唯有他有胆量“为民除害”。所以不管是案件的一审还是二审，面对死刑的判决，贾敬龙表现出一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豁达。他被自己内心的英雄主义所感染，觉得死刑不可怕，但是人们一定要知道他除暴安良所做的牺牲，以及他杀掉何建华后并未逃跑，而是驾车去自首。

在2015年大年初一杀死何建华之后，贾敬龙的案子并未引起舆论多少注意，但是在今年10月，它突然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案件经过一审二审的死刑判决后，今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贾敬龙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判决。就在死刑核定书送达的这7天之内，舆论关于贾敬龙“罪不至死”的讨论到达高峰，一些法学家也高声呼吁“刀下留人”。

主张“贾敬龙不该杀”的法学界人士认为，北高营村委会强制拆迁没有法律依据，是违法拆迁。它侵犯了贾敬龙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激起了贾敬龙报仇杀人的心思。清华大学法学教授何海波说：“一个违法的私力强制引发了一个恶性的私力复仇，这是整个w88官方网站的要点。”法学博士陈霭婧认为，此案不该顶格量刑，“如果直接顶格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既绝了被告人向善的可能，又昭示向善的无用”，并不利于恢复乡村秩序。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刘红，最初因为从网上看到贾敬龙的一首诗，而对这名杀人犯有了同情心。诗中写道：“人生一世草一秋，悲躯屈膝男儿羞；既有舍身取义志，何惧此刻性将休。”她在走访了北高营村，与贾敬龙家人、律师、前女友交谈之后，认为贾敬龙“重情重义、酷爱、细腻知理”，强烈呼吁贾敬龙罪不至死。而贾敬龙在庭审的陈述中，描述了自己的温柔细心和“小富即安”的愿望，正是他激起舆论同情的重点所在。

贾敬龙说：“我温文尔雅，热爱，珍惜生命，我有太多雅好，我绣十字绣，我种的花有100多盆，在北高营算养花第一人了，哪家小孩得了脖疹都来找我要仙人掌。可以说别看我丑，其貌不扬，但我绝对外粗内秀。了解我的亲人朋友都晓得，我长这么大没和别人打过一次架，没敢杀一只鸡，然而正是我这样柔弱的人了结了何建华，而且堪称惊涛骇世，惊涛是人们惊诧原来兔子急了真咬人，骇世是因为涉及两个敏感区域，一个是村支书记，一个是拆迁。”

贾敬龙对自己热爱的描述，特别能唤起城市语境里人们的共鸣。这也正是他在舆论上获得许多陌生人支持的原因。从贾敬龙的陈述来说，他熟悉网络语言，知晓村委会无权强拆，当他的权益得不到保护时，他已经不能像父亲那一代农民一样隐忍。他在某种程度上，被网络上的陌生人看成是勇于反抗权威的底层，贾敬龙所在意的自己英雄主义的形象，在这些陌生人的群体获得了肯定。贾敬龙在庭审自辩时提到，他杀掉村支书的案子，使得石家庄受人瞩目，后来进到看守所的人，提到此案也非常赞赏，只是他不好意思“承认是在下干的”。

像贾敬龙这样的“80后”，身份上虽然是农民，但是他们基本与土地劳作失去了联系。网络使得他们获取的信息与塑造的价值观，与城市人几乎一样。网络带来的扁平世界，也同样在缩小城市与乡村人在认知上的差距。所以不管村委会或是村官，在他眼里如果不符合法律，并没有任何可以束缚他的权威。

比贾敬龙大三岁的二姐贾敬媛，打小与他比较亲密，在贾敬龙作案后，她成了为弟弟奔波的贾家代表。在不断被们约着见面的过程中，贾敬媛讲述中的弟弟是个情感柔软的人。“他从小就喜欢养小动物，用奶瓶给小狗喂奶喝。他也常常从邻居家要来一些小花小草，没有花盆就用破碗破盆，或者去垃圾堆找那种一次性泡面盒，有时候还尝试着用水泥做。谁家来串门都喜欢带一两盆走。”

而强拆婚房作为一个压迫性的外力，改变了贾敬龙的安排。贾敬龙在法庭上说：“我从一个正常人生轨迹上抛离出来，我无心于理想、事业，我本以为结了婚就会像所有人那样过上一种平实、温馨的。然而一切背道而驰……我一度跑到村北绿化带里号啕大哭，身旁石太高速上汽车飞驰而过，我切身体会到什么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我无力回天啊！……我都要被逼疯了，我一度患上精神强迫症，走路干活时我不由自主咬牙叫出何建华的名字，每天都要多少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