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需求与政府职能

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教授自2012年担任伦敦经济学院校长，此前任纽约大学公共知识学院院长及科学委员会主席之职，世界著名学家，关注中国事务。1989年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学，2000年被中国科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他积极倡导科学研究要密切联系，对当代矛盾做出学术分析和判断，寻求其根源，科学家有责任对当代问题做出回应，提出方案。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迄今其学生和教师中共产生了1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37名世界领袖。

问：对中国目前的发展和前景，西方有很不同的预测。你怎么看？

答：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会继续下去，不会停止，另外我也觉得中国并不缺乏创造力。西方有人批评中国只是复制模仿他人的产品，我看情况不是这样。中国有很多富有创意的东西，完全可以拿到国际市场上自由竞争。上海现在已经成为具有国际水平的设计中心。

问题不在经济是否继续发展，问题在于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相应的问题。比如大规模的移民潮、人口老龄化、贫富严重不平衡、地区之间严重不平衡等等。

问：这些新的问题对国家管理机制产生了新的要求。中国历史上都是实行高度集中管理，政府单向发力，承担无限责任。这种无限政府的管理方式带来很多问题。

答：现代对配置管理分享（Shared Productional Order）的需要十分强烈。在一个经济发达的、一个知识发达的，大多数人受到教育，有能力思考问题，这样的背景下却没有更多的人参与的管理，这大概不可能办到。

经济方面说，有由中央直接管控的大型企业，但是创意产业同样重要，要发挥企业家创造力的优势，就需要有开发创建的机会。同样情况，也适用于经济领域以外的领域。需要一些新的建制，中央政府不可能计划到，需要不同的人来参与。简单的例子，在当前中国就是如何照顾老人的问题。传统的两种路子，由孩子们照顾和依靠工作单位，两种路子在产生大量移民人口的都行不通了。人们从北部、西部涌向东南部，年老的父母留在西、北部，孩子们到东、南部做工，给父母寄钱，但是他们无法为父母提供照顾。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而独生子女政策意味着照顾老人的年轻人更少。因此中国需要新的创建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新创建一部分来自政府行为，另一部分要来自独立机构协会和团体，几方面结合，共同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越来越富裕，而博爱慈善（Philanthropy）程度却很低。我认为中国的情况是，是否能在将来建立和发展起有各方面人士都能参与的组织，大家一起来关心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使全整体发展。

问：西方在过去上百年里经历了工业革命，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也有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冲突，但总体发展比较平和，是一种渐进性的改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政治革命。政府和民众是一种责任共享关系，而不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西方是怎么达到今天的相对和谐的？

答：在如何解决贫困、人口、环境污染这些大的问题上，西方有教训，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如果要建立一个人人受益的公民，就必须放松给予民间创建机构的批准权。

西方历史上，一开始创建这些新机构需要皇家批准，要有王室授权才能创建一个新的商业公司、慈善机构，或者建立一所大学。在英国，成立大学要得到女王为首的英国议会委员会（British Council）的批准。200年前，审批非常严格。但随着19世纪经济力量的崛起，政府开始放开，先是经济方面，然后逐渐过渡到方面，到现在，公民有建立协会和机构的自由权利，好像一种合同制。如果有人提出申请：我们想要成立一个机构，对环境保护有益，政府对此不能够说“不”。西方产生了许多这样的协会、机构和团体，这些有自主权的创建不断兴起，逐渐削弱了来自政府的控制。这是发生在西方过去200年的共同特征。

这个逐渐放松的过程也是政府学习的过程。政府发现许多这些新创机构保障了秩序，防止了革命的发生，因为它们为民众提供了关爱和某种程度的需要，所以西方普遍发生的情况是，一个国家拥有许多这样的机构组织会维持秩序的安定。

政府可能会以为这些独立机构会扰乱政府，其实大部分不会，这些组织的态度一般都比较保守。他们独立于政府之外操作，同时实现与政府共同制定的目标。实际上，西方有很多种类的机构可以提供关怀，有的是市场经营性质的，如保险公司，还有许多是慈善性质的、教会的、独立协会的、流行团体的等等。

西方的情况是，如果不关心民众需要，就会出现造反。西方有外来移民的问题，失业者的问题，如果没人关怀这些人群，他们可能会成为潜在的危险性人群。相反，如果有机构出面关怀他们，他们更有可能去寻找工作，转换成积极的因素。

很难由政府组建所有这些机构，首先开支太大，其次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腐败。西方通过18世纪和19世纪的实践得到的教训是，越是上层发力控制，越容易产生腐败。因为诱惑因素太多，从上层主管分配的官员，到给钱行贿才办事的普通人，这也是中国面临的困难。如果你选择高度集中控制的体制，就很难摆脱高发腐败的危险，因为你创造了这么多的腐败机会，普通民众是软弱无力的，无法管制腐败。如果有更多权力非集中、分散的、联合负责的机构，会有更多的人强大起来抵制腐败。从各方面来参与的大范围的民众，他们会成为维护良好体系的中坚力量。

这种情况在西方，在欧洲各国都有很多实例。以美国为例，美国各个州拥有的自主权比中国的省要大，他们在各自的州里分别进行各种体系的试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失业问题、福利财政开支问题。然后国家政府可以比较各州的试验效果，选择较好的方案，拿出来与更大范围的区域共用。因此政府放手让各州尝试不同的事，从中收益很大。欧洲人口比中国少，但土地面积相当。欧洲有不同国家，大家在各个国家内尝试不同的政策。不同的群体参与越多，产生的创意建构越多，就如同市场要有不同的公司参与相互竞争一样。

瑞典的经验也可参照。瑞典有完全私立的产业，这些产业同时负担强烈的责任。瑞典大多数产业都是100%私有化，政府做的就是制定某些规则确保私有产业执行规则。政府对私有企业主说，你必须为雇员提供福利，你必须为工人提供退休金，你必须付健康医疗税。所以一方面是彻底私有化，一方面是政府为私有产业制定了法规和条件，所以政府并不是完全放弃对私有企业的控制。而且随着国际商业竞争环境的加剧，这些法规也可以变化，政府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有利于某些全球性集团迎接国际市场的挑战。所以瑞典是很中央化的国家管理体系，但国家并不试图拥有和控制协会或企业，所以瑞典有自由贸易、自由资产的公司、自由的慈善机构、自由的运动，政府制定和保障执行法则的力度很强大。

法国的模式又不一样。法国是政府标准化的模式。机构也有很大的自由，但是政府说我们必须以同样的办法做每一件事，所以法国有健康医疗的标准化、护理机构的标准化、儿童照顾的标准化，多数由政府经营，所以法国政府比瑞典政府对的管理程度要高。两国都有同样高水平的福利服务，但是结构体系很不相同。法国式体系产生更多的冲突，性罢工，现在法国力图在最近的经济危机以后对经济现状做一些调节。瑞典这方面做得更好，因为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机构实施不同的做法，瑞典政府很容易介入。

对中国来说，一定要注意不要想象西方只有一种模式，应该注意看各个不同国家，得到不同的实例，再看哪个更合适。中国面临一个欧洲国家没有的问题，美国面临同样的问题，但范围比中国小得多，这就是中国规模引起的问题。中国很大，由此引起额外的挑战，因为有这么多人得组织。美国也经历过类似的问题，很努力地解决，这方面有过教训。普及教育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因为可以确保有共同的。当人民从某地移民到另一地时，教育可以确保大家对国家产生认同感。